中国水资源危机引发思考

本科阶段要把这些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形成基本的认知。

试想，如果我们的资本市场不支持那些生产芯片、刻录机、无人机、航空发动机和航天器等尖端技术的公司，这个市场的效率是根本谈不上的。然而，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能将更多地利用国内的资源，则是无疑问的事。

需要强调的又一重点，就是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问题。要让这个转换有效率，一方面，要支持高新科技全面产业化，另一方面，金融业自身也要用高新科技来武装和改造自己。简言之，由于发展格局转型可能面对各种各样的复杂需求，创造多样化的产品来满足这些需求，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另外，这两类机构连同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是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它们如果发展得不充分，我国资本市场由散户主导的不利局面便很难克服。所以，全面实行审批制，大力推广退市制度，是增强我国资本市场支持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

我们需要通过资本市场，通过千万人的投资交易活动去对发展方向和领域等进行甄别。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凸显了完善金融机制的极端重要性。金融赶超是指金融业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及金融科技的弯道超车。

二是金融市场的深度，一般是指金融工具（产品）最初开价与最后成交价之间的差额大小。政府要承担保障性住房方面的公共服务职能，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帮助居民减少住房相关支出，降低居民杠杆率。两大奇迹使得国民收入与财富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金融如何影响不平等？这是一个非常宏大但长期以来被学术界所忽视的主题。

简要文献回顾 金融，最朴素的理解，就是跟金钱打交道，与穷人无关。研究表明，1970—2008年间，金融化可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一半以上（Tomaskovic-Devey Lin,  2013）。

拓宽居民利息、股息、红利、租金、保险等财产性增收渠道，合理调整准入门槛，增强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财富保值增值功能的普惠性，有效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使更多的低收入群体可以借由金融渠道分享到增长红利。占领华尔街运动把金融业的膨胀视作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而居民杠杆率（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的一路上升也可以作为相应的注脚。（1）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干预，摆脱金融压抑。

所谓超额工资，就是高出基准工资的部分。它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外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越来越大（Epstein，2005）。金融当然不只有消极的一面。1.给予房地产业合理定位。

1.要减少金融抑制，推动金融市场化发展。金融业利润占国内利润比重也大幅提升。

资本又回来了，导致资本收入份额占比上升，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从而打破了所谓的卡尔多事实（Kaldor，1961）：即各种生产要素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大体上稳定不变。但由此也使得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讨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框架中失去了位置。

就中国而言，金融压抑与金融赶超（以及金融化）并存是中国金融发展的特色，二者也成为当前分配不均的驱动因素。金融监管要包容审慎，防止金融搞自我循环、出现过度金融化。金融在一定条件下会促进增长以及减少不平等，但无论是金融压抑（过度管制以及金融市场不发育）还是金融过度发展（如金融化）都可能导致不平等加剧。2.金融化带来的分配效应。与此同时，人均GDP由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20年的7.2万元，超过1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见图6）。2011年之后趋于基本稳定。

第三，以20世纪90年代为基准，各国食利性收入份额占比的排序从高到低依次是美国、荷兰、英国、日本、德国。结论与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涉及的理论（机制）非常广泛，相关经验研究结论差异也较大。

但在中国，金融压抑却成了金融赶超的催化剂。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79亿元，2017年达到83.2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

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看，金融压抑是一种扭曲，会使资源配置偏离最优状态，会扭曲风险定价，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遏制金融发展，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除了工资收入，资产收益也是个体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而没有资产就使得他们无法分享增长所带来的资产增值收益。

金融科技信贷和大型科技信贷的最大市场是中国，其中，大科技公司贷款在2018年和2019年分别为3630亿美元和5160亿美元。1995—2015年，英国金融业超额工资与超额利润合计达到6800亿英镑，占到2015年英国GDP的37.1%。不过，随着中国逐步迈入高收入经济体，逐步取消金融压抑、纠正金融扭曲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他们进一步通过富豪榜数据补充部分缺失的高收入人群，所得的财产基尼系数进一步提高，甚至达到0.8左右。

Philippon Reshef （2012）发现，1980年以来金融部门扩张是美国收入差距持续大幅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关于金融化与收入分配的讨论中，金融业增加值占国民收入比重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

（1）金融从业者工资与金融业利润大幅提高、国民收入（财富）向金融部门转移。而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彰显出包容性发展与共同富裕所取得的成就。

基本上仍然是美国和英国、日本和德国两个阵营：美国和英国以市场为主导，金融化的特点非常明显。（二）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努力实现住有所居 住房是居民财富的重要构成，中国居民财富差距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房产差距来解释。

（三）金融与不平等：金融压抑与金融赶超的双重影响 中国金融发展的逻辑内嵌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之中，后者的核心在于经济赶超。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发达经济体中，金融行业平均工资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且差距一直在扩大。进一步的估算显示，自1980年以来，大约5.8万亿到6.6万亿美元被转移到了金融部门（托马斯科维奇-迪维等，2015）。其中，居民部门财富为512.6万亿元，人均居民财富达到36.6万元。

金融深化刻画的是一个经济体通过减少管制、推进市场化，摆脱金融压抑的束缚，带来金融发展，这往往发生在一个落后经济体中。毕竟，当一些人在说金融有利（或不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时，他们所说的金融可能并不是一回事。

近年来，人工智能（A）、大数据（B）、云计算（C）、分布式记账（D）、电子商务（E）等新兴技术逐渐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加速了金融创新，并催生出移动支付、网络信贷、智能投顾等新业态。但经验分析展现了其中的复杂性。

研究表明，在金融市场还不成熟、工业化资金需求十分旺盛的早期发展阶段，适度的金融压抑在有效动员资源、加快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称得上是一种良性扭曲（张晓晶等，2018）。而现代金融的嫌贫爱富是由金融的自身逻辑决定的——它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挑客户、设门槛、索抵押，主要是为了规避风险（有时也为了减少成本），好让自己能活下去，追求商业可持续性。